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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曼博士对台湾养猪业考察报告书(2)
Ⅵ. 每日行程：
1998年6月7日，我自上海抵达台北。
6月8日早上，我在汤代表的陪同下跟农委会的官员见面，并讨论现今养猪业的生产现况。中华民国政府之前则已经公告说，所有的养猪场现在都必须登记立案，而且最低产量不得少於两百头(这个猪只的产量是根据养猪场中现有的猪只数量来计算的)。这项作法的用意是希望能够翦除一些小型猪场，让台湾养猪业的产量更具有商业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减少猪只染病一些问题。这也就是说，猪仔从生育到养成约需180天，每头母猪每年大概要生育两次，10只母猪每次每只要生一窝10只小猪才行。虽如此，这项作法却没什麽用。政府也表示说，将猪只饲养到100公斤所需的生产成本应该降到3,800元左右才能确实降低生产成本。这也就是说，饲料的使用效率必须是原来的三倍以上，这其中还包括了育种在内。如此一来，除非业者能在猪只的产量上有大幅改善，以及施行严格的防疫措施才可能避免猪只感染到一些无临床症状的疾病(sub-clinical disease)。
政府也很关心一旦台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後，如果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就得面临外国的高级猪肉大量进口，严重削减国内的猪肉产量。事实上，如果这事一旦成真的话，将会严重影响美国黄豆、玉米对台湾的出口。
农委会也说，他们正在研究将猪只早期断奶用来降低疾病感染以及增加产量的方法，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养猪场采用猪只早期断奶。无庸置疑的是，猪只早期断如果使用得宜，确实可以达成降低疾病感染以及增加产量的目标，不过，如果使用不当，它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将会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来得多。
一开始，当我知道台湾养猪业的产量跟我预期的有很大的落差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农委会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猪只生产效率不彰，问题严重，因此平均每只母猪所生的小猪只有14头真正卖到市场上。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中国大陆有16.5只，西方国家则有18到20只。一些西方国家最大的几个养猪场甚至还可以每年每只母猪供给24到25只的猪只供市场消费。少数业者实施单一性别饲养，没有业者必然地实施统进统出；这种实施统进统出对於帮助控制疾病是必须的。实乃业者不孰悉猪场的喂养与管理保育所致。
下午，我跟刘先生会面，他是此次会议的翻译人员，一同讨论我在会中的报告并谈及了猪只生产的近况。他对农委会所提出的解释表示赞同。
6月9日，在张(Chang)先生，汤代表的陪同之下，我参观了位在宜兰的福尔摩沙财团养猪育种场Formosa Fortune Group swine breeding farm。养猪场中大多数屋舍都已经有35年以上的分娩舍内的疾病感染，导致高死亡率。他估计，每多生一只猪，则将猪只饲养到100公斤所需的成本就可减少180元。根据这项数据，如果平均每只母猪每窝可以生14只小猪来计算，若能将每只母猪每窝所生的小猪数量提升至20只，则将猪只饲养到100公斤所需的成本就可减少1,080元。他还说，猪只生育率不佳的部份原因是因为选了一些背部脂肪积存量不足的母猪，导致母猪太过瘦小，不能积存足够的能量来生育小猪，以致生育寿命缩短。我们看到的所有母猪及小猪状况极佳，此表示它们在发育、怀孕及泌乳期间被喂养得适当。
6月10日，在张(Chang)先生和汤代表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台北以南的养猪场。我们参观的第一家猪场与前一天我们在宜兰所看到的养猪场情况完全相反。这也是台湾爆发口蹄疫疫情的养猪场。在这间养猪场里，猪只养在非常拥挤，挟窄的空间里，猪舍之间几乎完全不通风，且有证据显示业者以馊水等食物，大概还是生的，饲养猪只。当我看到这种情形时还真吓了一跳，这比中国大陆一些建在屋後的个人式养猪场还要糟。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它让我大致了解了台湾整个养猪产业的发展现况。像这类型的养猪场终将会因为生产成本过高而走上关闭的命运。
我们参观的第二家养猪场就经营的不错，猪场负责人陈(Chen)先生对能增加猪只产量的方法非常有兴趣，也都乐於接受。他同时还对台湾养猪产业的未来抱持非常乐观的看法。他表示，经由良好的经营管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一来，经营得法的业者就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而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养猪场就会遭到淘汰。这家养猪场的地点相当好，即使是离它最近的养猪场也在五公里外。不过他也表示，他的养猪场确实遭遇了一些问题。这些相关的建议将会列在建议事项中。
6月11日，我和张(Chang)先生及汤代表飞到高雄，再到台南去参观养猪场。到了台南之後，赵(Chao)先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在台南参观的三家养猪场都非常先进，而且猪场负责人也都对台湾的养猪业抱持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徐(Hsu)先生对猪只早期断奶和单一性别饲养也都有兴趣，尤其是对使用猪只早期断奶是否能消除猪生殖与吸吸纵合症和猪疫肺炎发生的机率是其关心的重点。郭(Kuo)先生则运用了猪只早期断奶技术，小猪出生後18天就断奶，据他表示，运用早期断奶技术降低了猪场新生猪只感染疾病的情形，尤其是在呼吸器官疾病这方面颇有成效，猪只的存活率也因而提高。他也表示，他现在正在运用单一性别饲养的技术。不过，他的配方并没有为分娩猪(barrows?)和小猪准备各别不同的饲料。关於这点，他可能无法从单一性别饲养中得到。还有，从他喂养猪只的饲料成分内容来看，他并没有完全发挥期间饲养功效。当然，这在他的情形下使用期间饲养可能没有比使用传统的混合饲料来得实际，而且如果他在猪只的喂食内容上力求变化的话，可能会使他的成本增加。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三家养猪场都用统进统出(AIAO)的方式来经营，而且每年平均每只母猪可以生18到20只的小猪。王(Wang)先生还说，在他们的猪舍里，每年每只母猪平均甚至可以生到25只小猪。我想这应该只是书面资料而已，实际的产量应该还没到达这个地步。
6月12日，我们参观了一家大概是台湾是典型的养猪场，养猪场中的屋舍相临甚近，彼此之间相距不到2公尺。也没有用鸡网来预防禽鸟飞入屋舍，猪场的工作人员在各个屋舍间来回穿梭，猫狗也在其间跑来跑去。在口蹄疫爆发之前，这家猪场原有2,000头母猪可以用来生育小猪。随着猪价滑落以及亏损累累，他们目前只剩下1,000头母猪，这个规模正好是猪场当初设计所能容纳的数量。他们也承认，母猪减量之後，感觉上产量反而增加了，由原来大约每只母猪平均每年只能生育15只小猪提高到了每年每只母猪平均可以生产18只小猪的预定目标。他们更表示，生产成本更是因而由每公斤成本42元降到每公斤39元。这对养猪业者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是母猪头数减少，只要能够改善经营方式和生产流程，一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口蹄疫爆发之前，他们的猪场在猪只分娩(farrowing)、保育(nursery)、成长(growing)，以及肥育(finishing)这四个阶段的死亡率分别是8.0％、3.0％、2.5％和2.0％(总的加起来就是15.5％)。随着母猪减量以及经营方式获得改善之後，猪只在生产阶段的死亡率降到了5％，在其他阶段的死亡率也有了些许进步。他们更表示，生产成本更是因而由每公斤成本42元降到每公斤39元。这对养猪业者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是母猪头数减少，只要能够改善经营方式和生产流程，一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口蹄疫爆发之前，他们的猪场在猪只分娩(farrowing)、保育(nursery)、成长(growing)，以及肥育(finishing)这四个阶段的死亡率分别是8.0％、3.0％、2.5％和2.0％(总的加起来就是15.5％)。随着母猪减量以及经营方式获得改善之後，猪只在生产阶段的死亡率降到了5％，在其他阶段的死亡率也有了些许进步。他们的目标是分别将各阶段的死亡率降到5.0％、2.0％、1.0％和1.0％。
由於通风不佳，再加上各个阶段年龄的猪只所处的猪舍相距太近，因此猪场中猪只感染呼吸器官疾病的比率甚高，这一点由在保育、成长和肥育舍中有不少猪只咳嗽可以获得证实。
Te先生表示，除了上述的问题外，混合毒素(micotoxins?)也是个大问题。另外，除了典型的降低生长速率外，他们也遭遇到一些因为Zearalenone所导致的青春期前小猪出现发情。我们已经知道Zearalenone会造成猪只生育的问题，不孕，猪只断奶前的高死亡率损失，还有可能造成流产。如果这在台湾的养猪业是个普遍的问题的话，也许就能解释为什麽，如报告中所提的，猪只的生育率不高会是台湾养猪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Te先生更表示说，鱼粉中的沙门氏杆菌，猪只的饮水受到细菌污染(可能是因为猪只相邻太过集中所发生的细菌感染问题)，以及巴斯德杆菌引起之猪疫肺炎都是问题。而後者更是几乎存在於我们所参观过的每一家养猪场。
当天傍晚，我们回到了台北。
6月13日，我继续工作，准备对最大型的黄豆粉碎工厂及大城饲料公司的代表报告有关去壳黄豆粉的简报。
6月14日，我重新审视陈(Chen)先生的喂饲内容，发现他的喂饲内容太过繁琐，如果他能不用鱼粉，而改用期间喂饲的技术的话，每公吨(MT)的饲料成本大概可以降个1,000元左右。
6月15日，我和汤代表由台北动身前往花东Huatan。我在一处由养猪事业发展协进会和美国黄豆协会共同赞助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一项名为新的管理方式及生物安全性(New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Biosecurity)的报告。
6月16日，我们从花东Huatan出发前往高雄。在路上，我们顺道拜访了台湾最大的黄豆碾制工厂，TTET Union公司，并跟他们讨论去壳之後的黄豆饲料将来的发展潜力以及可能带来的好处。TTET Union公司本身就具有碾制设备，因此对生产去壳的黄豆饲料很有兴趣。TTET Union公司之所以会对生产去壳黄豆饲料感到兴趣则是因为今年五月时马格努道格拉斯先生Mr. Douglas Magnu和拜兹约翰先生John Baize来访所促成的。我则是将美国黄豆协会在中国大陆所进行，去壳之後的黄豆饲料报告结果交给他们的几位工作人员。家禽研究员王(Wang)博士，大成公司Great Wall Enterprise Co.的人员也都在场。
下午，我则在由养猪事业发展协进会以及美国黄豆协会所共同赞助的研讨会上提出我的报告：新的管理方式及生物安全性。会後我与郭(Kuo)先生讨论，建议他最好能在猪只的饲料成份上做一些调整，并且告诉他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用到鱼粉等等建议。他告诉我说，是日本人告诉他用鱼粉做饲料可以提升猪肉品质，并且能让猪肉的色泽好看鲜红。不过，台湾现在已经不能再对日本出口猪肉了(因为口蹄疫的关系)，国内的猪肉市场更是一片愁云惨雾。因此，在这个时候降低生产成本就变得十分重要。对於美国黄豆协会合作进行饲料试验，郭(Kuo)先生则显得非常有兴趣。如果美国黄豆协会真要进行这项实验的话，我衷心希望并建议台湾养猪科学研究所刘(Liu Chang Yeu)博士(Charles)，和他的特别专案小组能一同参加这项实验。
这日傍晚，我们则继续前往高雄。
6月17日，我又在由养猪事业协进会和美国黄豆协会共同赞助的会议上，提出我的报告：新的管理方式及生物安全性。是日傍晚，我们则回到台北。
6月18日，我跟汤代表碰面，并对他做了此次台湾之行的简报，共同讨论美国黄豆协会对台湾的养猪业和饲料工业所进行的一连串活动和会议。
6月19日，我离开台北，回到上海。(本文完)
家禽世界现代畜殖合订本(p.35～38)─养猪事业发展协进会提供、九八年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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